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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期

智庫要有自己的獨立價值和社會責任

    我們的定位是高端智庫,不能簡單盲從于社會思潮,不能簡單就說要追求社會的新聞效應,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價值——服務國家,服務民族復興的這個大業。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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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網:劉元春老師你好,人大國發院入選了首批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也一直致力于成為黨和國家“信得過,用得上”的國家高端智庫,怎么來理解這個信得過,用得上?

劉元春:“信得過”很核心的思想在于我們要有一個堅定的立場,有一個明確的價值導向,這個立場很重要的就是服務國家,要能夠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有用的思想和養分,提供一系列有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是簡單地無價值方向,無信念標準的這樣一種批判性的定位,有明確的服務國家,服務政府,服務民族復興大業的價值取向。因此這樣就能夠讓政府和國家大膽地采納我們所提供的各種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各種政策方案。 “用得上”很重要的是,我們所提供的資政啟民的思想,政策方案,必須要經過大量的學術積淀,實踐總結和大量的思想討論,而產生的高質量的思想和政策建議,和一些有建設性的批評性意見。

中國網:人大國發院成立了有三年多的時間,在這期間取得的成績是廣受認可的,怎么獲得這些認可的?

劉元春:第一,國發院傳承了人民大學這種資政啟民作為黨和國家思想庫的這樣一種歷史傳承。中國人民大學是共產黨在建國以后創辦的第一所新型大學,因此人民大學在某種意義上是跟共產黨同命運共呼吸的,所以它有這樣的一種資政啟民,作為思想庫的這樣一個歷史傳統和歷史基礎。

第二,人民大學在資政啟民的過程中有堅實的學科和學術積淀,國發院將這些學術基礎和學術積淀很好進行了傳接,利用我們在機制體制上的創新,很好地將我們在九大學科領域,整合轉換成智庫產品,這樣的話,人民大學國發院的研究,并不是說是從2013年才開始的,而是從人民大學建校就開始了,這是很重要的基礎。

第三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國發院進行了機制體制的創新,能夠很好地解決就說高校辦智庫所面臨的幾大瓶頸問題,能夠很好地將一些學術成果,適度地轉向整個社會關注的,政府關注的,民眾關注的一些重大問題,熱點問題,焦點問題,能夠從這個現實出發,以學術為積淀,以學者深度思考為特征來提出一些國家用得上,信得過的一系列的產品。怎么做好高校的學術,向政策性建議、思想性引導轉換,機制體制是很重要的關鍵。

第四,通過這種機制體制的建設,將一大批有志于服務于國家,有志于引導社會思潮的著名學者,吸引到我們的平臺上來。

這樣四大因素能夠保證人大國發院能夠順暢地運行,能夠順利地完成上級單位交辦的各種研究任務,也同時能夠很好地引領整個時代的需求,將教師他們長期在教學科研里面這種學術積淀,轉換成我們社會和政府所需要的一些思想。

中國網:剛才談到了國發院的機制體制創新,其實這個我們也是看到了成果了,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我覺得是體現在了學術成果非常豐富,發布學術報告非常頻繁,從反饋上看這些報告所取得的結果也是很值得大家肯定的。那么是如何做到學術成果的質量和數量都過硬的呢?

劉元春:我們的定位是高端智庫,不能簡單盲從于社會思潮,不能簡單就說要追求社會的新聞效應,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獨立價值——服務國家,服務民族復興的這個大業。

因此它很重要的一個基準性的要求就是我們希望我們所提出來的政策,我們提出來的觀念和思想必須要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和長期的學術積淀的基礎上,以及長期資政的思考的基礎上來提出,因此既要遵循學術積淀的規律,同時也要遵循我們現實所面臨的這種問題,把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就能夠形成高質量的資政產品,當然一方面就克服過分新聞化,媒體化的傾向,當然另外一方面又克服過度的書齋型的、自我玩味的傾向問題。

我們在機制體制上面的創新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亮點,在這個機制體制創新上面我們采取了幾大舉措:

第一大舉措就是實行基金制,通過各種企業捐贈,建立了一個1.1億元的基金,基金通過第三方理財,理財收益用于智庫的日常運行,這樣能保證智庫是一個財務相對獨立,運行相對持續的基礎,。

第二個就是我們采取了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智庫科研崗,我們國發院的人員分成幾大類。第一類專職研究人員,就是長期定期在國發院進行資政服務的這樣一些人員,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從校本部和社會各界所選擇的這樣一些高級研究員,我們采取智庫科研崗這樣的方式,使他們能夠輪轉,社會的人能輪轉進來,學校的學術部門的人也能夠輪轉進來,同時智庫研究人員也可以輪轉到社會的實際部門和高校的科研部門,把這個輪轉制建立起來,我們稱為這個叫做中國特色的智庫旋轉門,把它轉起來。

第三個很重要的就是說現在科學的資政服務必須建立在大量的數據,大量的調研基礎上,所以我們有一個強大的數據支撐和數據平臺,第一個我們有社會數據調查中心,它已經運轉了十多年,有大量的社會數據,能夠獲得第一手的社會調查數據,第二個我們有一個大數據實驗室,他們可以通過網上抓取各種各樣的信息,第三個就是我們有仿真決策實驗室,把各種數據和各種決策模型計算機化之后,能夠使各種決策快速運轉,同時我們還有大量的案例調查中心,就能夠使很多決策從大量的數據和社會調查的基礎上來形成,而不是說拍著腦袋就出來了。

第四個很重要的特點我們采取成果購買制,我們定了很寬泛的財務體系,構建了一套能夠適應于智庫的一套激勵體系,從而避免傳統高校里面項目科研制的約束,使很多科研人員能很好地來參與我們的這個。

第五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建立了廣泛的一種網絡體系,我們的專家既有校內校外的,也有海內海外的一系列的專家體系。

第六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建立了一整套報送和傳播體系,有相應的中辦智報,國辦智報,能夠通過高端智庫產品直接向相關部門提出意見,比較快速迅捷地到達決策者的手中,這就能夠保證研究的及時性和需求方和供給方能夠及時碰面而防止出現資政服務理念中間梗阻,或者說最后一公里的問題出現。

當然,我們還在其他一系列的制度上面在做出一些探索,所以說最近我們也會看到就說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對我們在機制體制創新上面,做出了高度的肯定,因為他們會看到我們既不是機關制的運行模式,同時也不是教授作風式的簡單的工匠型的手工生產體系,而是實現了很好的彈性的,持續發展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能夠在中國的土壤里長期存在下去,能夠長期地將我們的科研成果,我們的學術思考,我們的實踐調查,運用到我們的資政啟民的服務之中來。

中國網:作為高校智庫,人大國發院的很多研究人員,都是人民大學的教師,是怎么平衡老師們平時教學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呢?

劉元春:第一,我們人民大學在智庫建設上制定了十年規劃,規劃里面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要對于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一些分類,并不是任何一個教授都能來做智庫研究的,必須建立在長期的學術積淀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在對現實有敏感的觀察和感受的基礎上,必須要對政府的這種需求,社會的需求要有深刻的了解這種基礎上,所以實際上對我們參加智庫的人員有一個資政的要求。

第二,在成果評價上面進行分類,有效地承認智庫活動是作為高?;顒拥囊粋€有意義,有價值的一部分,跟學術評價,教學評價是相并列的,這樣很多教師能夠根據學術生涯的設計來分配工作時間。

第三,一個很重要的舉措,就是在機制體制上建立了一套高校的“旋轉門”體系,希望教師在經過長期學術積淀和一些現實問題研究之后,可以申請到我們的智庫平臺來進行資政服務,可以給他享受智庫科研崗的待遇,當他將他的一些思想和各方面的這些研究貢獻完畢之后,又可以回到傳統的教學崗位和學術崗位上進行進一步地積淀,這樣我們就能夠實行教師學術生涯的一個很重要的規劃,和它在學術和資政之間的旋轉,這樣就能解決我們所看到的高校里面在教學、科研和資政這三者之間的沖突。

中國網:作為高校智庫,它跟官方智庫和社會智庫是有很大不一樣的,你認為高校智庫最大的優勢在哪?在下一步的發展當中需要突破的瓶頸還有哪些?

劉元春:高校智庫和官方智庫最大的區別有幾個:

第一,高校智庫是依托于高校的科研為基礎,學術積淀很深厚;第二,高校的團隊很寬廣、很雄厚,可以通過這樣的選拔體系,使很多有大量學術積淀的這樣一些學者進入到這個智庫里面;第三,高校與政府有一定的距離,它能夠對政府行為,社會行為能夠保持相對冷靜和距離性的觀察,使它的意見與政府智囊和政府智庫有一定差異,當然這樣一個特點也決定了高校學者可能對于政府這一個深層次的需求和深層次的一些運作體系還了解不是很深,所以這樣也決定了高校智庫在某種層面上要比政府的智庫有定位上的差異,在一些選題上也要有一定的差異,比如我們講的高校智庫就應該在思想性上,學術性上,戰略性上這方面更多地著力,而不宜在一些短期政策上花過多的時間。

對中國的高校智庫和政府智庫來講,這樣一個定位是比較恰當的,而不能夠簡單地一窩蜂搶新聞而忘記了民族復興。它更需要一些深度的思考,需要一些戰略性的規劃,需要深度的、學術性的,思想性的理念來支撐它的行為。

中國網:我相信這些也是為什么人大國發院能讓黨和政府“信得過、用得上”的原因。最近我也看到你的一篇文章當中談到社會智庫,認為社會智庫的發展對于中國智庫整體發展來講是有很大好處的,它最重大的意義在哪?

劉元春:官方智庫有它的局限性,特別在中國目前這種體系里面,官方智庫很大的一個缺陷是在于部門利益來左右他們研究的價值取向,左右他研究的立場,這就導致很難以很客觀,很深度的考慮;社會智庫的好處在于有廣泛性、多樣性,是整個社會生態的一環,能夠保證政府決策者和社會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同一樣事情和評估同一項政策。

在目前這樣大改革,大轉型時期,思想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可能也會導致社會智庫有很大的一個局限——有些智庫可能會被一些敵對勢力來利用,所以如何保持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多元體系,同時必須堅持服務政府,服務民族復興的這樣一個核心宗旨,依然是很關鍵的。

中國網:你在文章中也談到了,要加強官方智庫和社會智庫的交流和合作,具體來說怎么操作呢?

劉元春:可以采取幾種方式:第一個我們建立一個智庫聯盟,智庫與智庫之間可以進行一些戰略資源的合作,因為我們知道官方智庫它的優勢在于與政府關系非常密切,能夠知道政府的所思所想,民間智庫優勢在于它有距離感,相對應就有一些獨立性,但另外一方面它也有思維的多元性。當然還包括機制體制的靈活性,資金的靈活性,人員來去自由,我覺得建立這樣一個戰略聯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樣戰略聯盟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展開合作研究,人員交換,然后業務指導等等這樣一些舉措,這樣我們就能夠形成一個就說比較良性的建設性的這樣一個智庫體系。

中國網:非常感謝劉教授接受我們的采訪,也祝人大國發院越辦越好。本期訪談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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